月曜日, 8月 27, 2007

被封殺的破報休刊專題

被封殺的破報休刊專題1

太過浪漫且被輕浮對待的革命
文/曾雅蘭

上一期破報的〈編輯室手記〉中,總編輯黃孫權如許寫著「剛從秋鬥十四、五號公園的踩扁行動現場回來,國際共產歌、窮人的墳場、勞動者戰歌、福氣個屁還在鏗鏘地響著...一切想爭取平等對待的聲音,在TVBS的晚間新聞裡,都比不上陳水扁成立寶島競選團的新聞時間來的久。」黃孫權沒提的一件勞工被不平等對待的是,在向以執著於左派思想社會學者面目示人的成露茜所辦的《台灣立報》中,這位對外時時強調關懷社會底層弱勢的發行人兼社長,不知從何時開始已與社內少數親信密商,可能將於明年以全新陣容改版推出一份日報、周刊及月刊,而將目前包括再過五年即可退休的資深工作者在內的全體員工全面資遣,或言未來欲留下者若已具領資遣費的人,將成為一年一聘特約員工、不再積累年資,或不支領資遣費者、年資歸零開始累記等嚴重影響勞工權益而引起眾怒的「家務事」。﹝對於資方而言又有那一樁勞資爭議不是家務事?﹞

黃孫權繼續寫道「在TVBS周刊創刊風糜全台,學界和三黨知名人士紛紛成為掛名顧問,媒體名人給予重許,一批優秀的青年記者成為生力軍的時刻,破周報卻要宣佈休刊了。」他沒提到的是這一批優秀的生力軍中,也包括了當初懷著理想熱誠進來、卻負著失望怨懟離去的破報主編和記者,他也沒說他在該期撤掉了破報採訪主任所寫的關於破報「停」刊的短文﹝也或者是他在破報的唯一親信、並且是他的女友也是破報唯一的美編所為的吧!但有何差別?﹞,而在他自己的手記中宣告破報「休」刊,這些種種他和歷來的破成員因組織人事薪資制度溝通等問題所造成一次次摩擦的實況結果。﹝前面括弧的附註有必要嗎?這樣寫不太厚道嗎?我的修養短少了嗎?聖經不是說過:溫良的舌是生命之樹、乖謬的嘴使人心碎?我在造口業嗎?但這種皇帝、后妃和東廠的關係不是由來以久了嗎?我太焦慮了嗎?我也該吃兩顆百憂解了嗎?但,為什麼有人可以在運動場合大表正義憤怒回到報社卻又搖身變為執行壓迫員工的劊子手而不需服用百憂解?又為什麼有人可以在每次改版的腥風血雨中得到加權記分的利益而不會有道德焦慮?﹞

黃孫權還表示「當破周報還是台灣立報的周日版時,我們花了極大的精神獨立,從周報到逐漸豪華的雙周報,元朝遺老所剩無幾,新血耗盡速度驚人。一期期厚重諷辣的內容在拮拒的預算和工作條件下烘焙。」他沒說出口的是,頂著外界所予的理想正義光環的社長、卻對內施行一波波的經費員額預算的緊縮,是破報幾次改版以及停刊的主要原因,他更無法說的是每一次僧多粥變少的改版,對個別成員造成莫大的否定傷害,是「元朝遺老所剩無幾」的原因之一,連帶每次變動竟使得記者薪資比三年前更低、而他自己卻以倍數增加的不公平待遇,以及他長久以來不斷以威權脅迫的口吻發號施令所致工作成員疏離、溝通不良等狀況,才是「新血耗盡速度驚人」的真相。

黃孫權且說「之後,荊棘的道路劈出的另類議題逐漸成為主流媒體關心的風潮,將文化的政治批判變成可口軟糖,或者化身為流行的自主性而輕易佔用革命一詞。這是破周報的宿命,結束於一個看似開放的社會時代中。」他可能不知道的是,當破報此種叛逆的文化奇葩所引來一點奇異驚歎的眼光都集中在所謂總編輯或出資的理想主義者身上時,荒謬的是破報員工曾是如何憑著一己的才幹和人脈寫下或邀來字字珠璣的不易,更弔詭的是卻有離職的破報員工憑著一己的才幹和人脈但只因在破報的工作資歷而處處為這個現實的社會職場所提防打壓甚或嫌棄、羞辱?

總編輯黃孫權還這麼寫著「我們知道一路的岐嶇都多虧了讀者的支持。然而即使我們已渡過了牙牙學步的階段,我們也還不能羽翼豐滿地有著自己允諾的理想。這是我們決定休息一陣子的原因。」他不敢說的是,其實他一直沒有休息地、在破報與立報員工因為社方不合理的處置而憤怒進而聯署陳情抗議之時,一面同他人在聯署書上簽下名字,同時卻又積極於外物色延攬未來刊物的工作人員,並一邊答覆破報成員和社長交涉的不可能、卻在立報員工面前表演呼籲他們應群起抗議社方的不公,一邊卻又公然抱著立報大樓各樓層的平面圖與社長成露茜一起規畫未來改版異動之後的空間配置藍圖。

最後黃孫權寫著「如果有一天我們再重來時,不要忘了繼續支持我們。」然而,他自始至終沒有說明的是這個「我們」到底是誰?而文章開頭他說也許他「想像中的革命都太過浪漫,而且輕浮」此句對現況的下註,也難保他不會再使用一次。因為這一個質疑別人不搞運動的總編輯,常常忘了他所搞的十四、五號公園案,不僅為他帶來聲譽,且一舉數得地拿到碩士學位並取得博士學籍,而每寫一篇相關的文章便有一筆稿費進帳的事實,甚至在破報成員因他逕自與社方達成停刊協議、而對他投不信任票擬重新推派代表與社方談判時,他可以大剌剌地說「好,太好了!誰沒搞過運動啊?」的話。當然,他也不會記得當他忙著搞運動、寫論文而長期沒在破報工作崗位上時,破成員曾經對他表達「破報的事有我們挺著」的關切與支持;他也早已忘卻當年是那些同志推舉他、使他從一名特約記者成為大夥代言人的往事,而在破成員質疑一些社務的黑箱作業時,他可以義正言辭地說「我是總編輯,幹嘛向你們報告這麼多?」。

當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這句話在標舉正義的破報中也真槍實彈操演出賣友求榮的戲碼時,怎不令人難過、氣結、與絕望呢?這一場對黃孫權而言是太過浪漫且輕浮的革命,其背後竟是破報來來去去共二三十名成員,為理想的實踐與得以自由發揮的空間,只能長久容忍低廉待遇和惡劣工作條件而無法改變什麼的事實,那麼,太過浪漫的究竟是誰?而輕浮的又是誰呢?

【破報停刊記事】

‧10月上旬:在立報或破報甚至相關的媒體、文化圈裡關於社方將有組織人事變動政策的傳言時時可聞,而立報方面一些記者編輯因不時的傳聞﹝當然還有不良的勞動條件﹞離職求去所致的頻繁人事變動也早已為常態,但暑期過後遇缺不補的政策,似乎讓動盪不安的氣氛持續加溫,不過破報方面在十月中旬以前,總編黃孫權在社務報告中一再的說法都是「這一整年破報預算應沒有問題,而被社長刪去的數十萬預算,他會再向社長談。」但同時一位已離職的攝影記者曾與破報某員會面,得知破報即將停刊的消息,雖然該員曾囑附「不要告訴他們」,但消息仍輾轉為破報記者所知。隨後於10月15日破報成員互以電話緊急告知其他人此事,並相約於次日例行會議之前召開會前會。

‧10月16日:編輯部除總編黃孫權和美編王以蒨以外,包括主編舒詩偉、蔣慧仙,採訪主任賴淑雅,記者張義欣、鄭學庸、曾雅蘭六人在簡促的會前會中交換意見,若總編仍不告知我們此事,將強烈質詢之,若他宣佈此事,我們也將要求社長到場直接說明。例行會議中在各部門報告討論相關事項之後,總編黃孫權逕自宣佈破報全面資遣即將停刊一事,他的理由是,由於社方明年度預算緊縮,必須將今年度預算凍結以備其他因應計畫所用,加上破報很多人尤其是已經撐三年的他頗有倦意,所以還不如就此停刊。

在懾於勞工被任意處置的命運降臨己身時的一陣靜默中,有人問他「是誰有倦意呢?是因為你自己累了所以片面決定停刊嗎?」也有記者隨即表示「我的熱誠還很高呢,怎麼辦?」也有人問「除了全面資遣停刊,難道沒有其他的可能性?」總編這才說出了他打算向社長提出的腹案:一本贈閱的周刊,一本以幾位左派學者為班底的月刊,這是社長成露茜比較會有興趣願意支持的,編制上大概只需一個記者、一個美編已足...;或是大家再討論出一個方案。有人表示「這種編制仍是把目前人員完全排除的作法,不是嗎?」有人問「你已都和社長談過了嗎?」黃的回答是「還沒,事實上許多事都還沒決定」也有人問「但停刊似乎已成定局?而這些腹案完全不需要和我們先討論嗎?」

接下來是一場混亂難堪地對總編的質詢,許多是半年多前大夥移師到主編阿偉新竹北埔家中開會那次,關於組織、權力結構、美編和專題組缺額為何不補、拖稿原因、美編缺乏設計創意等總體檢的舊事重提,事實上在那次會議中提出的問題完全被否定後,長久以來,總編輯和其他成員間的溝通情形已趨惡劣,所以這場混亂難堪的質詢也讓其他人把許多隱藏心中的問題丟出,包括了總編赴紐約整整一個月卻薪資照領等缺乏監督機制所致暗盤作業情事。

後來要求休會十分鐘討論,大家初步歸納成三點原則:撤換代理人、重新推派代表與社方交涉,提出新的組織架構和因應的改版企畫;社方應考量工作內容份量完全無異於正式員工的約聘人員之資遣費發放;擇期再商其他相關事宜。當會議繼續進行、宣讀三點原則,並要求社長到場說明時,總編說了那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好,太好了!誰沒搞過運動啊?」

但稍後社長成露茜的說明卻清楚顯示了總編的片面說法,如「孫權告訴我,你們大家都疲倦、不想繼續做下去了」,並且提及黃對她所提的建議案等。社長對第一個原則的答覆是:不能接受重新推派代表的要求。我們改成集體領導的說法始為她所接受,她先是說「你們打算提出其他方案,那很好啊!」但她希望還是告予黃,由他報告即可,隨即她卻又質疑「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你們若能提出其他方案,那你們為何不早就去做了呢?」但有人提出此間社方與破報員工間意見傳達是否出了問題的質疑。關於第二原則她的答覆是「應該尊重我們原來的約定」;第三原則原為她所拒,但強烈要求之下,相約於22日晚在世新社發所商議。

當晚會議結束大家在小酒館繼續討論破報問題,關於提出新的組織架構和因應的改版企畫,大家對社長的的質疑大表失望不滿紛紛表示即使留下也失去了一起戰鬥的意義,我們寧可自己搞、也不願再為此人貢獻任何的意見和心血。﹝當時我曾在手記中寫下如此的憤怒:當掛羊頭賣狗肉的沙龍左派學者,行走在勞基法的底線上鑽進每個得以剝削勞工的法律漏洞,可感到前所未有的存在快感?當寡廉鮮恥滿口謊言的經理人資方走狗追求個人的利益而出賣掉同事,他夢裡可也會興奮得意地在嘴角流出貪婪的存在唾沫?﹞

‧10月22日:蔣慧仙、賴淑雅、鄭學庸、立善依約於六時三十分出現在世新大學校門口,苦等社長不至。八點左右,黃孫權與成露茜緩緩從世新有名的大門隧道一頭走來,成社長兩人遲到一起出現之事未置一詞。眾人隨同社長走進其社發所的辦公室。

破報代表提出短期間內的應變計畫:有鑑於長久以往,組織內部因為有意或無意的權力部署,再再造成成員與這分刊物的耗損,因此破報提出不信任投票,決定推派新的人選擔當組織成員與社長間的溝通橋樑。另外,鑑於前黃總編意欲強化業務部門效能的未竟遺志,破報全體通過由黃孫權於過渡時期內擔任業務主管,並適時調整組織內權力結構。成社長否決同仁提議,並表示未來破週報同仁資遣將比照勞基法辦理。至於細節,她說將在十月三十日親赴破報編輯事項所有同仁說明各項資遣細節。

這一天的談話中,有人擺明吸乾別人的血,還不忘咒罵對方貧血!

‧10月30日:破週報同仁嚴陣以待,成社長在遲到一小時候回答所有同仁的各項資遣細節問題-當然,有些人似乎並不如同其他人來的疑慮與焦躁。蔣慧仙提到:「基於當初社長獨特的人事政策,許多以約聘關係雇用的同仁長久以來工作也很努力,希望社長適度比照正職員工發放資遣費。」成社長回答:「未來將把過期破報以十六萬元合訂後,以原價或更高價出售,有盈餘才將部份挪為約聘員工資遣費。」破報建議何不直接將十六萬元裝釘費部份挪來使用?成社長:「要我們設法先有賺到錢再說…」

含混地表示對勞基法保障的允諾,其實全走在法律的邊緣!

‧11月24日:此時,降版前夕的最後一刻,原本順利進行的專題受到阻撓。答應做一期「反省破報生態」的虛假開明露出狐狸尾巴,真面貌並不比陳水扁美麗半分。有人利用個人職權,無線上綱個人權威與利益,斯底里地砍殺同仁辛苦邀來的稿件…。

截稿當下,殺戮正窮無止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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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封殺的破報休刊專題2

一個管理階層的無奈─專訪破報總編黃孫權

錄影採訪/吳宗璘
收音/王曼怡
(發言者除三人外,尚有破報記者曾雅蘭。以下均以姓代稱)

吳:請問你是什麼時候知道破報立報要被全面資遣的事?

黃:應該是十月初我就知道了。社長成露服茜說世新明年只給立報兩千萬,所以她考慮要將立報或破報停掉。但我告訴她其實破報賠的很少,妳為何不停立報?剛開始談是這樣,那陣子她常把我抓進去談。後來她告訴我決定把兩者都轉型,一開始她用的是這兩個字。

吳:那是什麼時候?

黃:又隔了幾天之後吧!既然她這麼說,我就幫她想這兩者要如何轉型的問題。後來她又告訴我她想把立報轉成教育報,但在此之前她要先將所有人資遣。我問這也包括所有破報人嗎?她說對。我問若我們可以提出企畫是否可以不用解聘所有的人,就目前人員繼續作下去....?嗯,這中間的過程我有些忘了,但她要我提,我就提了兩個proposal,這時大概已接近十月底了吧!我想以破報目前的人去考量,應可作一本周刊、一本月刊,這應該可以將目前的人員編制納入。

吳:之間你有和其他人談嗎?

黃:沒有。

吳:若是轉型或人事變動不是應該讓大家知道一起討論再提出一個proposal?

黃:對啊!沒錯啊!

吳:那為什麼沒和其他人討論呢?

黃:破轉型好幾次妳也知道;通常轉型初期大家都是一個TEAMWORK,但這到後來就會無法運作,因為改版時每個人都會關切以後他所站的位置和跑什麼路線,會發生一些衝突,以前發生過很多這種事情。但以前的狀況還可以討論怎樣的編制才可養人,而這次的形勢....反正我必須承認我是失敗的,所以這次轉型我想先不要考慮....

吳:先不要考慮人事的問題?

黃:對!先想我們到底有什麼是可以生存,再想可以怎樣把這些人運用來作新的刊物。我當然承認這是非常...非常資本家的想法,但另一個問題是目前有些人也沒有強烈TEAMWORK的意願,長期以來都是這樣。

吳:但若有人想離開並不意味著所有人都是。

黃:不過有些人即使按目前破報的狀況下去,他也未必是適合的。

吳:那你有和這些人談過嗎?

黃:如果我平常在會議上都不肯講,我也沒有必要在最後的時候後講。

吳:那在這種情況之下你就帶著自己因應縮編的proposal和成露茜談,對這些人不是很不公平嗎?

黃:我並沒有帶縮編的提案和成談。但十月份的這個狀況已讓我和編輯部有些衝突敵對,所以我必須做一些決定,但人事名額足夠容納目前TEAM的人數。

吳:人事是怎樣呢?

黃:周刊三個半、月刊三個半,共七個人。

吳:怎麼配置呢?

黃:應該是一個主編、一個美編、一個攝影、三個記者,但沒有說那一個人要坐那一個位置。

吳:如果成今天告訴你只能有兩個半那你怎麼辦?

黃:我根本不會接受。

吳:但以前改版或這次將變成一樣多的人做兩份刊物,很明顯都是資原源短少或條件變得嚴苛的狀況。

黃:那我能怎麼樣?我是一個被夾在中間的人啊!

曾:光就立報和破報員工全面資遣,未來繼續工作者要不年資歸零就是變成沒有年資的約聘人員這點,就是非常不公平的,我們為什麼要接受這種待遇?又或者只能因此不理想的工作環境而離開?這一切合理嗎?

吳:對了,是不是人事再怎麼變動,其中都有你的位置?

黃:妳可以這麼說。

曾:所以你這不是出賣別人嗎?

黃:但我已經說過,若我提的案子她同意,我們就繼續搞,若不同意就不要做嘛!

吳:你和你的主管談條件是一種做法,除此之外你還可以選則提早告訴大家商量出一個計畫,若她不接受,就大家一起不要做!你懂我的意思嗎?

黃:理想上是這樣。

吳:但為何你一點意願都沒有?

黃:拜托妳好不好?妳們每次都問我這樣的問題,難道我一點意願都沒有嗎?以前破報很多人說走就走,我還想把他們拉回來,但有誰理過我?然後我再一個個去找新手....

曾:但人員又為什麼會不斷流失離開?以前每一次改版時的嘶殺,我們並不會把罪全怪在你頭上,但你的說法卻變成好像是所有的人都一一拜退只有你一個人堅持到最後,反過頭來責備這些因被不公平對待或人事摩擦受傷而離去的人。況且現在的人已非過去那些人,為什麼走了一批被不公對待的人後,下一批人繼續被更不公平的對待呢?

黃:我承認當初犯下最大的錯誤,是答應讓成露茜把破報新進人員變成約聘,但她這麼說我又能怎樣?我根本沒想到她會全面資遣,要不然妳們現在至少有資遣費。

曾:這根本不是錢的問題,只是你現在是不是繼續在犯這個錯誤,並且使他更嚴重?因為目前畢竟正式人員較多,但以後卻所有的人都變成約聘!

黃:但這並不是我答應她的,我能做什麼?現在全立報都在反彈這個決定,我能擋下來嗎?這不是我能擋卻不去擋的問題!

吳:但如果今天其他人只能被迫離開,而你是較有優勢可以選擇的人,那你的選擇為什麼不是和他們一起離開,或至少用離開當成抗爭的手段?

黃:目前我應該是會離開吧!

吳:那成再找你回來,你會回來嗎?

黃:那─再說啊!

吳:再說是說會囉?

黃:對啊!

吳:那也包括你之前和她私底下的談法─比如說周刊、月刊由你找人來做?

黃:對!她說經過評估可以的話,那就由我回來幫她重組、決定此事,不過她要可以給我三年不斷的經費,我才會接受。

吳:但從約聘制或全面資遣這些惡劣的狀況看來,她有可能隨時即有變卦,為何你還會答應?

黃:這牽涉到個人的PERSONALITY。我也可以去別的地方、過的很好,但別的地方可能沒有這麼大的空間讓你做想做的事,這我們必須承認嘛!我今天,OK,可以少拿一點錢被她剝削也無所謂,但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這很重要!

曾:所以犧牲別人在所不惜嗎?長久以來光薪資結構就有不公平問題,而照未來那樣的制度看來,只是再犧牲另一批人而已。

黃:妳知道我跟她談的條件嗎?主編四萬、記者至少三萬五以上....

曾:但卻是約聘沒有年資!

黃:有年資嘛,我告訴妳成露茜唯一走的法律捷徑是,勞基法規定明年公部門即聘用單位要給付勞保、退休金對不對?但目前世新及立報有許多員工像康副總他們,這筆錢對校方而言她們吃不消,所以才將所有人遣散,但未來世新必須提撥退休金給立報員工,變成是她們用這個在堵你,若你明年回來,則年資重新計算,不過到時開始就有保障了。

吳:你要談談這其中的信任基礎是什麼嗎?又你剛才提到你個人選擇的問題,但HOW ABOUT OTHERS?尤其他們還是這麼晚才被告知!

黃:我知道啊!妳說相不相信的問題,其實活這麼大,我根本已不相信什麼,但你要評估自己可以做什麼嘛!

吳:但這個位置只對你有利,這一切都是黃孫權你個人如何如何,其他人呢?他們只能被告知、承擔、知道自己有沒有有多少資遣費,還要交回自己的電話簿?

黃:對啊!妳現在把所有罵資方的話用來罵我都不會有問題,因為這個角色就是這樣,不從事生產只負責管理,所以任何罵資方的話都可以用來罵我沒有問題。

王:但你管的是破報啊!如果你用如此態度去經營或管理,請問你未來到底是要做什麼?如果做的仍是破報這樣的媒體,那麼這其中會有很大的斷裂,比如說你大談秋鬥、資本家的問題,但實際生活卻是如此無力....

黃:不會啦!我告訴妳只是今天我在破報這個位置上,所有詰難對我都是適用的,不代表我生活上就是這樣,妳知道我搞14、15號公園,我搞工運是花了多少時間去搞?人本來就是分裂的。

吳:你卻沒有花一點時間去搞成露茜?

黃:我不要和這些人一起搞!

吳:所以你選擇離開,但離開後再回來?

黃:我並沒有明顯答應她我要不要回來?妳要我回答什麼?我在這個位置妳要我說什麼?好,我們現在重來,先告訴大家然後....我只是選擇第二條路嘛!為什麼?因為有些人我的確不喜歡他們的工作態度,這不是好的TEAM。

曾:你並沒有反省到一些人的工作態度可能是因為你個人的因素?

黃:那就表示不合嘛!不是他走就是我走啊!在我的位置我只能這樣啊!

曾:像今天最後一次開會,大家靠在椅背上不講話,你並不會去想為何事情一步步演變至此?

黃:我當然會去想,妳也不會看到我做了多少事、我有多難過,我也沒有必要表現給妳們看!如果妳們覺得這件事都是我的錯,妳們可以繼續罵,我也不用在攝影機前說一些白痴的話,如果妳們要塑造一個壞人....

王:不是嘛,我們是覺得這樣的媒體自己的員工受到這樣的待遇卻無法怎麼樣....

黃:可是我跟妳講,破報很少人去搞過運動啦!

王:你是說在生活以外可以搞,生活之內不能搞....

吳:你的意思是與社方抗爭就不是運動?或這是一個未催生即死的運動?

黃:不是,我是說我不知道破報中有誰有很大的COMMITMENT去做這件事,至少目前我沒看到。

吳:那你事前並沒有和他們溝通,卻在他們還沒COMMITMENT之前就把他們否定掉了!

黃::因為就有人在去年,暗中去考別的單位結果沒考到,回來還裝的很有COMMITMENT....

吳:那你自己對這個團體的COMMITMENT又是什麼?在狀況這麼差時,你又會為這些人COMMIT什麼?

黃:我只能為約聘人員爭取一些獎金。

吳:那妳有獎金嗎﹝問曾﹞?

曾:剛才開會他已經說過約聘人員一毛錢都沒有,不是嗎?我並不在意這個,而是被出賣的感覺很不好受。

吳:如果我是你我會想說成露茜給我一筆錢和機會,我可以把我喜歡的人留下,又可以把不喜歡的人.....對不起我很難不這麼想....

黃:對啊!我一定會這樣做!但當時沒有談成嘛,所以現在所有的人都走了!

吳:你沒有做其他的努力!

黃:當時破報弟一次改版時,立和破就曾經組過工會,但連30人都找不齊,當時我要簽還有人告訴我一級主管不能加入工會。所以我並不覺得這次可以搞得成功,頂多在其他媒體罵一罵而已。那另外一種抗爭是我的計畫可以談成,就有一批人可以做他們想做的事嘛,你腦子裡想的本來就不會只有一種策略嘛!

吳:你都沒有和任何人談過,你怎麼知道沒有可能性?

黃:以我對成露茜的了解吧!

吳:以你搞運動的經驗,難道都沒有其他辦法嗎?

黃:那就要看是搞死他們或是兩敗俱傷,或是我可以照我說的....

吳:但看來受傷的也不會是你嘛!

黃:是啊‧‧‧從外人的角度看來是這樣子。但我停了破報等於是殺了我自己的孩子,有其他人像我從頭留到最後?很多人說走就走!其實我很難過,但不用在這裡表現,我需要在這裡對著攝影機表現的很悲傷嗎?這不是很扯?

吳:不是很扯,是很假。

黃:對啊!我現在的位置我的角色就是資方,所以你們的責備都很有用,我只能這樣講。我承認這個PROJECT的確是要完成我自己想做的事,但這和就是自私、出賣朋友是兩回事,這要看你在什麼樣的位置看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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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封殺的破報休刊專題5

看!誰在拍電影?─在河的左岸

家務事?

家,可以、也必然不只是家務事─當我們談到的問題關乎建材、建築物的空間組成、空間與權力的交互構成、地基的經營,乃至於家庭成員與土地的關係、群際的情感內容與權力契約,地表上的風向與氣溫等,家,必然就不只是家務事而已。

原本的房舍因為種種設計上的失當而傾圮,建築工程師與施工行列踩踏著磚瓦與義憤呼嚎的人身而過,準備在河道左岸另搭一座瑰麗挺拔的沙龍咖啡館─用的甚至是同一份建築藍圖。

立報社大樓編輯室的休息室,近來因為員工迎接惡性關廠命運集聚與互動的重要空間─來自不同的利益位置與主體願想往往讓不甚特別的白色休息室添增幾許詭譎氣候。在等待判決的前夕,破週報總編輯黃孫權捧著一幅卷軸,幽靈般穿過一群嘈嚷的生命個體,選定一個僻靜的角落坐下,打開卷軸,專注恬適如同置身九霄。

似乎是基於某種交換,成社長裁撤現有員工後,同意將所凍結的經費挪用於黃總編個人的樂趣與投資項目,而他,專注於未來辦公樓層地板翻修與空間規劃的平面設計圖,成為休息室中唯一的活人。

同樣在等待判決的前夕,破週報美術主編王以蒨,同時也是破報家庭代工老闆娘,正坐在立報大樓一樓業務部,細數個人的傷痕並夸夸其談關於未來的種種ABC ,─據說她將成為未來成氏企業的業務、企劃與公關頭目。

大樓裡只有兩個活人。

還有生命跡象與徵兆的人,在立報社大樓內搞工會並不是頭一遭,只是,這次面對的是惡性關廠、還有手腕愈趨陰毒靈活的社方。借用一名立報內部成員的話語─立報員工這次的行動,必然要以留下來的人作主體,必然不是玉石俱焚的斷然決裂。

行動,不應該是一次次輕狂的冒進;道理很簡單,行動,如果脫離了本身條件的限制之外,它充其量只是一種激情的自瀆。當然,每一次的行動也都極為重要地決定著下一個歷史行動的條件與基礎。

因此,在這個初步構想下的立報社同仁﹝包括立報與破報﹞,必須在此時緊急處理關於這個「家」的各項權宜與根節問題,其考量不只是為了關於「家務事」的鍋碗瓢盆,而必然在於員工間創造橫向連結與組成的新契機,為組織化鋪路;中期目標在於工會的形成;而終極關懷應該放在企業體內部民主化組織模式的確立。

當主事者夸夸期談關於河道左岸的景緻與願景之際,破、立報已經自然且必然具備某種社會公器,或是群眾傳播媒體的性質。既然新的前進傳沒有別於舊有的單向式大眾傳播形式,因此勢必必須轉向社會,與社會進行能量的交換,並接受社會的監督。而這個面對或對談的基礎,在於刊物內部的主體性,唯有這個主體性獲得確立,發聲才不至於是渙散的、甚至是不負責任。從這個層面上考慮,一旦資本家或走資派的聲調在此際超初期應有的振幅,攪亂原本應當由下而上的主體秩序與集結,資方強硬的經管作為一旦不能通過自身口號的諸多標準詳加檢視,其實只代表了華麗口號外衣下實質理想的死亡。

讓立、破的生命與存有得以延續與發揚的,從來就不是成露茜與黃孫權,而就是立報與破報,以及曾經與立報、破報擁抱、喂嘆、互吐口水、幹架、以死相脅甚至耗盡生命的人與事。在破與立的主體性得到加強與確立之前,就沒有破與立,成露茜與黃孫權權充了好心的接生婆一職,而如今,他們選擇扮演醫術不高明的安樂死醫生。

立報今年製作「解救祕魯人質」的專題似乎是成社長頭頂光環的一劑亮光水,但對於熟悉立報內部權力運作與集體構成的員工而言,無疑只是「歷史的偶然」,彷彿是某種無厘頭式的、錯誤而美麗的巧遇─一種不能對外人言說的謊言。對於成社長似乎是基於刻意,將組織拆解成零散個體的做法,所有美麗的成果不過是又一個熱血青年自我剝削至極致狀態下,把肉身送上際壇的悲壯祭典。好個美麗的錯誤─美麗留給成露茜,錯誤留給自己。破報的狀況尤其嚴重,成社長的「右」手挑起一隻放大鏡,叨絮為何不按時打卡為何不一編跑新聞一邊拉廣告為何工作不努力等等,左邊廂又一個好青年在辦公室地板上打滾,心神喪失﹝確有其事﹞。離職員工談起破報,憤駭神色宛如名畫「吶喊」畫中人。

報社員工表示,世新改制大學,成家姊妹最新的家族與權力氛爭餘波央及立報,日前成社長甚至非常專斷地抽換其主觀意識上,詮釋為不利於世新與其個人利益的新聞。原本無可厚非,但成總編輯兼社長似乎不認為有必要向員工解釋尺規的大小與位置。─新聞人,社會學者,出身名門的身世背景,對西方主流價值認可的嚮往、捉摸不定的個人興趣與利益位置、左翼青年導師、處理危機時隱隱浮現的資本家嘴臉…。破報不知道自己的社長是誰,立報不知道自己的總編輯在哪─這個人八成是個扮裝劇團團員。

理論基礎奠基成為一種潛能,但實踐於是變成一種檢證與反照,但某種人可以跳出這樣的人道輪迴,超昇入天。

據說有些華人學者在國外素富盛名,來自大陸被其僱用從事研究工作的研究生被「第三世界殖民主義式」地剝削。成社長多次在社內表示:「我不在乎人事流動率高,因為隨時都會有新的人補進來」─一語道出電影倩女幽魂中的姥姥心聲。滿腔熱血的左翼青年個個成為形容枯稿、求生不能的聶小倩。

於是乎,在「刻意」的安排下,立報大樓內各部門為競逐有限的、隱約的、逐漸釋放與收回的資源,編輯部與業務部廝殺、教育組與採訪組互砍、立報與破報競逐,左翼青年文化動力的發電機成為煙硝四起的冥幻幽林…。

這邊廂,有人在嗜血。

十四、時五號公園的學生反抗軍在緊要關頭全面撤軍,街頭老殘無力迎接大舉入侵的綠色推土機。那邊廂,有人滿心歡欣扛著拍攝多時的攝影機回研究所內剪接錄影帶─原來這是碩士畢業論文的完美終曲。

瞧!屍體橫陳,踩在人肉高塔上奮勇奪標的可不是燕赤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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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封殺的破報休刊專題7

向吸血鬼潑油漆;把那塊爛肉拿去餵蛆...
小則阿良

七顆橘子那麼多年以前,在還沒有機會被咬成可以作吸血鬼----但已經十顆尖牙那麼饑渴的那時候,我的一個一直都接近六顆星星好的朋友,從最好不要穿拖鞋在路上亂晃--免的被破酒瓶刺破腳踝因此而得了愛滋--的城市紐約飛非雞回來,為了讓他「破爛的大皮箱」有足夠的重量,他硬塞了將近八公金的報紙----村聲Village Voices。我就蹲在他的小公寓把那報紙從最上面的第一本的封面翻到最底下一本整個臉貼在地板上的最後一頁--封底。然後,他很慷慨的把他在校園裡所手揀來(免費)的《村聲》全部送給了我。他說,在紐約,他從來不需要去買任何報紙,因為大家都會把不要的那一大疊(只帶走要的那幾頁)丟在報社專門設置的回收筒,所以他只要去撿就能揀到他想要讀的部份;而《村聲》每週會有一輛很大的卡車載隔期的週報,就把它們整個堆在校園的出路口,讓過往的學生順手拿走....

今天我翻開「也是」免費的Tower所送的雜誌《Pulse!》在開頭前幾頁,Island登了一個小小的啟事,標題叫作「無(沒人要的)人島discs」,要大家把你不要的Island公司所發行的cd或錄影帶寄到或e-mail到哪裡哪裡....,底下則是讀者自己選的他自己在什麼地方什麼情狀下最常聽的十張最佳CD專輯。這讓我十隻鱷魚那樣的感動,在一個最接近也被臭的最厲害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這麼多年來一直如此「社會主義」的回收資緣給需要這些東西的人。而我們這裡----卻「俗又大碗」(包括渡海而來的cd)----讓價值因此淪為沒有價值的臺灣----拼命的製造永遠也消除不完的「垃圾」消費品....讓我非常懷疑這個地方的消費價質觀....「號稱文人畫無價」的蔣*又能騙到第幾次的無價的價碼,或是誰又刷爆了幾十張的金卡....卻對一本書或一張CD的價錢喊貴(還當你的面數頁碼給你聽)....

當大家都開始在跟窮人討價還價,把大把銀手親手跪在地上捧給有錢人,以換取體面或有品味的表面,臺灣真的已經讓所有會生蛋的鳥類全部都完蛋了....扯到那去了呢?我文章的標題可叫作「向吸血鬼潑油漆;把那塊爛肉拿去餵蛆」,這是最後一期破報裡面我所寫的最後一篇破文章....前天,就是每個月都會去拿Pulse!(因為它每期訪問的導演----像陳英雄,Tom Dicillo、或是《歡迎光臨娃娃屋》的導演都很有看頭,是我的最佳電影資料庫)的那一天,我跟一個適度消費適度體面的朋友去Tower,為了買11月號會附送一本劇本的《Sight & Sound》(1994年,電影一百年時還附送了整整五期的百年電影資料小史),我們趁機研究了一下(以及回憶)了所有的雜誌----像我很喜歡《Interview》這本安迪‧沃荷辦的雜誌,因為它有非常有創意的所有平面廣告,而且它的內容也很跟畫在絹步上的眷康保濃湯連作一樣「引人」;以及其他等等等等----他很不能理解的是那一本接近「土法煉鋼」的「破爛」雜誌的價碼那麼高,或是CJM的size變大本了,價錢卻比以前便宜,或是某些超大本(卻沒啥內容)又印刷精美的電影雜誌價錢卻比一本薄薄的、黑白印刷圖片也少的電影雜誌所發的銀子要少很多----

我只說:它值的這個價錢,這是一個非常合理的經濟學(而高達說過:每一部電影都是一部經濟史,同時也是一部政治史,同理可證:這是真確資源能力和計算值思考)----因為它少,買的人不多,他賣的是它裡面的東西(我一直覺得破報每期值的賣200塊錢以上),它不是鋁泊包的檸檬紅茶,會買它的不會順手丟進垃圾筒裡,但有些雜誌我若買了我會,所以我反而不會去買。它值得----而不是我「同情」它----這也是我對破報的想法。就像我窮(不管是生活的或是因為生活的也因此變成愛情的),我根本不需要別人「同情」這個玩意兒....----所以你能想像吸血鬼為什麼老是對在街頭總無家可歸、又饑寒交迫的人咬嗎?這群消費的資本主義「鬼」,卻掉著眼淚喊著人道人道....

我就在想,為何香港這個這麼沒有「土壤」的地方都能存在那麼多的地下刊物,甚至是「音樂殖民地」,而臺灣卻連一本「破」都養不起呢?或是日本,很多年前我一個朋友幫我買了很小的出版社所出版的好幾本雜誌書,像《夜想》、或是《銀星俱樂部》,資料詳實的----整本地下樂團的介紹(包括訪談、作品年表和所有CD封面);整本格林那威;或是整本的new queer cinema,為何臺灣的出版事業永遠只相信「讀者很笨,他們只要這些菜渣----去把它包漂亮一點就夠了」呢?今天,這個現在就在出版社努力奮鬥的朋友非常悵然的聽說破要最後一期了:「因為它來的太早了,要是五年十年後它包準非常值錢,」他說.... 扯到哪裡去了,這是我的最後一篇破報的破文章....昨晚我又抱著破報睡著了,用我的整個赤裸的身體,就像是我抱著一隻大肥貓....不要懷念破報,不要同情破報,不要等到沒有了才想念....天啊,我在寫什麼,難怪我的大肥貓很滿意的狠狠的咬了我大口,因為它很有個性,他那口牙齒還保養的那麼尖銳,爪子也很俏皮,尤其是他抓你的臉的時候還甜蜜蜜的對你那麼溫柔的喵----就好像在正在用手指舔一塊好吃的黑森林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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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封殺的破報休刊專題8

左派辦報
文╱魏楚陽

我從學校畢業後就進入台灣立報擔任政治記者的工作,早已聽聞總編輯是個執著於左派思想的社會學者,在她那兒工作,當時對我而言的確是個值得期待的驚奇之旅,現在報社即將重組,我也隨之離職,這趟驚奇之旅也因為左派辦報所發生的種種怪象而劃上令人喟嘆且難以釋懷的句點。

在香港九七大限前夕的某次會議,總編輯問我,「這條新聞要怎麼處理,才能凸顯出香港底層人民的聲音、才能表現出我們的新聞有別於其他報社的另類觀點?」當場我瞠目以對,因為就我所知所學,香港主權轉移一事的重點在於中國與西方勢力的消長與競爭,我壓根沒想到還可以這麼處理,我不禁汗顏於自己是否已受到右派思想的戕害過深而不自知。隨後她到香港實地採訪,透過她細膩敏銳的觀察力,以理性與感性兼顧的筆調,描寫出當地人民身處於強權之間命運被任意轉移卻無權置喙的無奈,那篇報導至今仍令我動容,而我也看到了一份在廣大報業市場中仍有資格大聲說話的精緻小報得以存在的重要理由。

隨後國內陷入一股「認識台灣」的瘋狂論戰,政治與教育牽扯不清,報社的立場是反對任何形式的政治意含滲入教育之中,但我始終認為,國家意識的建構仍有其必要性,政治涉入教育在某種涵義上也無可厚非,只是其手法應該理性、民主與開明,不要流於意識形態的僵化教條,然而經過總編輯運用左派理論的「思想檢查」,舉凡任何形式的集體意識建構,都有其不可避免的危險性,而因此我在社內被冠上了「國族主義者」的封號,雖然此事不無些許的戲謔成分,但事後我卻也開始去嚴肅反省整個社經體制假集體利益之名來遂行對弱勢者無情壓迫的殘酷事實,我也猛然驚覺自己必須走出以往所醉心的德國唯心哲學所立下極為廣宏的政治哲學體系,因為它的確不可避免地在面對社會真實面時帶著某種不願正視的冷血態度,對於左派社會哲學的關懷,雖然我仍然不樂觀地認為他們所追求的烏托邦有實現的一天,但我卻已能用較為體諒的心情來看待這個社會其實永遠需要另一種對抗整個體制的吶喊與力量,因為那是有血有肉令人驚撼的呼聲。

她的父親當年不顧現實充滿理想創辦了這份報紙,如今卻成為她揮之不去的夢魘。「社長兼總編輯」原本就是一個不易扮演的角色,對於一個號稱是左派的人而言,這更是一項個人良心與人格的嚴苛煎熬與挑戰。忽然她是個充滿理想希望做出有社會正義感風格的報社總編輯,但是剛才擦身而過的卻又是實際負責報社營運,對成本、開支、員工福利錙銖必較的社長,如果老闆與資本家是同義詞,那麼一個左派當了老闆,是否會想要實踐她在課堂上告訴學生的理想,試圖去扭轉自古以來資本家所遵循以最少成本賺取最大利潤的工具理性金科玉律?是否會去顛覆資本家所慣用由上而下的決策邏輯,轉而聽取「底層員工」的聲音、甚至師法社會主義理想,讓工人組成基層組織對報社決策實施直接民主?答案是很顯然的。

報社的營運狀況原本就不好,但是同事們的熱情卻未曾稍減,領著一份與大報記者相距甚遠的微薄薪水,只因為這是一個或許可以有所發揮與學習的珍貴園地。然而社方對於連年虧損已漸感不耐,經過一段時間的「高層密商」,最後決定改版重新出發以刺激發行量。就在十一月八日,她向全體員工宣布,年底報社要全面強制資遣然後重新出刊,願意留下者就必須不平等地無條件放棄過去所累積的年資,一切獎敘薪給從頭開始。事情發展至此已無轉圜餘地,醞釀已久的不安終於真相大白。平心而論,報紙在逆境中經營原本就必須求新求變以圖生存,但是在面對此種困局,身為左派的她難道想不出一個符合她平日所強調更有人性、更尊重員工、更民主的解決方式,而要以不平等的條件將員工權益壓縮到極致?她非但不曾站在員工的立場考慮此事對大家的衝擊,更運用各個擊破的手法,破壞員工的橫向串連,以優厚條件拉攏某些對他誓死效忠的重要親信,餘者則任其自生自滅。

她自承,最近從多位美國大企業家的經驗中學到許多寶貴的教訓,老闆若認為員工對她沒有高度的貢獻,使用明快的手法斬除這些人是必須且正當的。這個信念讓她最近做事從不手軟,更讓她的思維百分之百具備一個資本家所需要的勇氣,就像絕大多數的關廠老闆,只求做到符合勞基法的最低標準,其餘能省則省甚至還有違法之虞,而且絕不對她的員工有絲毫多餘的關懷與寬貸。對於這一切,她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堅毅果決,而我在心底卻感到一種無止境的失望與幻滅,這就是常常將左派理想掛在嘴邊、時而令人肅然起敬、時而令人汗顏自慚的左派辦報人。

現在她已不再迷惘,更從不對員工感到愧欠,因為她根本就不打算「做」一個左派,她只希望被別人歸類到左派,以攫取她所認為的道德正當性,更可以站在有利的批判位置對他人進行一連串的思想檢查與啟發,諷刺的是她的重要親信可以頂著左派報紙的道德光環,在秋鬥遊行中帶領關廠工人大聲表達憤怒,但是回到報社後卻又搖身一變成為執行壓迫員工的劊子手。

如果她像三重幫一樣表明自己只是個追求利潤的媒體經營者,那麼她的所作所為充其量只不過是個資本家的慣用手法,可是如果她想要披著左派的外衣,對外時時強調關懷弱勢與底層並享有社會清譽,對內卻又冷血對待自己的員工,恐怕她的言行將很難說服別人。我不禁要問,左派辦報的結局是否必然如此?是左派錯了?還是她錯了?還是我的天真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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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封殺的破報休刊專題10

十一月十七,立報編輯部四十餘位同仁上成社長連署書

TO:成露茜社長

身為立報員工的一份子,面對報社轉型的一大變革,我們也想在此提出我們的一些看法,希望因此與報社經營者達成良性的溝通與互動!

根據十一月八日下午四點召開的編輯部月會上的談話,我們深深感受到社長熱切想把報紙辦好、並與員工充分溝通意見的心情,但面對報社的業務緊縮,裁減員工已經成了必然趨勢,身為編輯部的一員,我們都曾花過心血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不管同仁們選擇「去」或「留」,都希望能檢討過去的工作條件與環境,瞭解應得的權益。

對於立報未來的變化,社長在月會中已經清楚地將輪廓呈現,但是對於同仁們考量是否離去或留在報社的基本條件,諸如人事的調動及資遣辦法等,卻只談到「原則全部資遣,依勞基法規定領取資遣費,一年一個月計算」、「願意和報社共同奮鬥者,則將納入世新大學職員的退休體系,並比照和自立報系及中央日報相當的待遇」。

我們希望社長能將這幾句模糊的談法更具體化落實:

第一,資遣費的計算基準:根據勞基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每滿一年發給相當於一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而在第二條第三項規定:「工資︰謂勞工因郭做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津、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予」,因此,目前在薪資發放時的若干經常性給與,如膳費、交通費、津貼……等依法應計算在資遣費的工資計算基準中,這一點,想必社長不會忽略,但我們希望社長能有更詳細的說明。

第二,特約人員工作性質適法性的問題:依據勞基法第九條第一項後段規定「…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也就是說,所謂的「特約」不是任意訂定的,當工作的內容、性質達到繼續性工作的程度之時,就不可以用「特約」的方式來聘用員工,

第三,而有意留下來的同仁,包括編輯、記者等不同位置的薪資計算,及納入世新退休金制度詳細細目的具體化規定。

第四,在預告期限上,依據年資的不同而有不同時限,並且必須有可茲證明的文件,例如公函或存證信函等,以此表達社方與編輯部溝通的具體誠心。

立報一向是眾多媒體中,對於社會正義有一定堅持的媒體,面對同樣發生的勞資事件,可感受到社長想以互惠、互利的方式營造和諧勞資的關係,但是要落實良性的溝通,則必須有溝通的條件及空間,我們希望社長能以公開的文件與公開的會議和員工進行實際的協議。

合理的對待才能有實際的互惠;對於報社新開展的未來,所有員工才能竭盡心力,將所有曾經向外部累積的各項媒體資源回饋報社,進行更紮實的交接和檢討。

連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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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封殺的破報休刊專題11

各位同仁:

謝謝你們十一月十七日給我的信,再三考慮決定作以下的回應:

(一)我十一月八日的話,重複再說一次,所有編輯部同人原則上一律於十二月三十日以前依勞基法資遣。

(二)勞基法的規定繁複,同仁的情況不盡相同,不可能公開的做一刀式的宣佈,每位同仁在勞基法適用的條件下享受一定的資遣待遇,包括金額、找事的時間、通知的時間等等。這些正由報社的人事負責人李惠每依照她多年來接受勞委會調訓所得的資訊處理。每一位資遣的同仁都會收到個別通知,辦理資遣及交接手續。同仁對金額有問題,請當面向惠美查詢。如係計算錯誤當場可改正,如果雙方對勞基法的規定有不同的理解,可以共同直接向勞委會詢問。我不是勞基法專家,不適宜發表什麼法律上的意見。

(三)我一向深信任何人,當然包括受雇者,都有自主的行為能力,可以也應當為自己的承諾負責。如果個別同仁現在在自己求職時對主管和報社所做的書面承諾要求給予年資,至少也應該以書面向報社作一個明確的表示,以為人事部門處理的依據。

今天的立報和破報,無論讀者給它們什麼樣的評價,都是我們共同耕耘的結果。愛護他們讀者當然有,但遠遠不能支撐我們生存下去。重新定位、精簡開支,是為一可能起死回生的方法。在這裡我向各位同仁表示歉意,也深深祝福大家有更好的前程和發展。

成露茜 86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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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8年前從某學術BBS站上備份下來的文章,一直靜靜存放在電腦檔案夾裡。不完整的部分現已不可考。

3年過去我的生命未曾因此有過任何變化

它只是自那時起一切便就此停止

金曜日, 8月 24, 2007

一段漫長的故事:高達訪談

來源:電影筆記 作者: 2004-03-22 15:36:43
訪問者賈克·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與夏何勒·戴松(Charles Tesson)

從名爲《頌愛》(Eloge de l’amour)的計劃開始一直到影片現身坎城歷時了五年的歲月;五年間,高達在開始拍攝這部先前『被遺忘』,之後以一年半攝製完成的影片前,出版了一本尚未著手攝製的劇本(見《高達論高達》第二冊,電影筆記出版)。高達花了十年構思《電影史事》(Histoire (s) du cinéma)(1988-1998)。《頌愛》是一部全然汲取外界靈感進而超越自身的影片,高達將在下述訪談中解釋相關事項。

《頌愛》是部令人期待的影片,因爲在《電影史事》之後,我們期待在該片中能夠解開電影手法的迷津。在第一部份中,我們感受到一種解放,即重回巴黎、黑白影像以及《離群索居》(Bande à part)等等,而在彩色影像的第二部份中,則是《電影史事》的延伸,您同意這樣的說法嗎?

其實都是用同個手法加以處理的錄影影像,我並沒有想那麽多。或許其中發展最多的比較是故事裏的情感,那是片中唯一特別著眼的事情,也耗費最多時間去決定它的開頭。

爲什麽?

因爲那是一段既個人又屬於世界的冗長故事;就像一個田徑選手會先尋找他該進行的訓練課程,接著是體育場的註冊,然後才開始跑。這個過程大概就花了四、五年,年紀大了是另一個原因,必須花較多時間;記憶嘛…我跟安—瑪麗(米耶維勒)(Anne-Marie Miéville)常常相信我們是在想說出某個名字時才喪失掉記憶,它就是不在那裏,我們沒辦法馬上找到它,但兩三天後,它又會出現;所以,記憶一直存在,只是方式不同罷了。

有哪些是你開始時就確定,而之後也真的保留下來的?

說到剛開始,那已經是五、六年前的往事了,因爲跟Canal+是在1996年簽約。首先讓我特別感興趣的是一個去歷時性的故事,但同時也保留了一些東西:像回到過去。接著是以三對伴侶的故事出發,我原本認定這是我要拍的,但之後難題出現了。我發覺可以直接拍攝一個年輕人,沒有問題,但假如我們拍像你,你或我,沒有人能自然說出:『這是一個大人』,因爲對成人來說必須還有一段故事來述說這是怎樣一個人:是某某主編或某某戀愛中的人。但是,當我們拍的是年輕人時,不知者可以說:『辦公室裏有三個年輕人』,而從不會說:『三個大人』。老人的狀況也跟年輕人一樣,所以老人就像青春的結束,年輕人則是青春的開始,而杵在兩者間的就是這樣的存在。但並非真的如此,而是中間有著一個黑洞,我已經試過了,但…或許剩下的只是某個有計劃的人的模糊想法而已,他們在其中看到的則比較是記錄片一類的東西。他們跟我說這是一部記錄片,但我已經無法瞭解這個詞的含意。

爲了回到影片的常規…

事實上,對我很難,在1999年初,我們拍了一些年輕人跟老女士的交談跟訪問,期間中斷過一陣子,九月才又續拍。剩下的就是演員未定,找不到人選。當時我覺得無法掌握角色,因爲那是一個有計劃的作家,一部關於電影的影片,但又絕對不能只是這樣拍。九月開拍,然後留置在布列塔尼,因爲我知道可以在那裏找到場景;但面對它時我的心情相當複雜,而且這樣的混亂在拍攝期間還持續了一小段時間。我的過去引領我到布列塔尼的這個地方,回到對祖父母的記憶裏等等,這些個人的故事,以及來自反抗時期、佔領期間和戰爭時期這些變成我回憶的故事。我不知道是何者的邀約促成一切?對影片來說是我,抑或對我而言是影片?

我們在《頌愛》中察覺到一種回到過去的邏輯,影片似乎告訴我們:『如果沒有事前厘清同歷史之間的連系,便無法拍一部關於愛情及關於成人的影片』。就好象你說的,從此以後,所有故事只在同歷史建立連系後才成爲可能。

我贊同,但我不會用『邏輯』這個字。我只要一用它就會感到自責,因爲在安—瑪麗的前第二部片子裏,我道出一段漢娜鄂蘭的文章,其中一直回蕩不去的就是『邏輯是極權主義的開端』這句話(笑)。所以,每一次說出這個字,我就會告訴自己:『天哪!該死』。

在你跟約瑟夫·伊夏格樸的對話裏 ,你說故事是作品的作品,而電影、文學和繪畫都是這部作品的分支。

…或說多樣化。有一天,我看見署名海外發行人的文件上寫有:『Canal+的子公司(工業用詞)』;此外,在跟Canal片廠的連系裏,就出現過多樣化的印象,我不認爲Canal衛星是Canal+的子公司,而是一種多樣化。就時序上來說誰先誰後呢?我企圖假設地說是先有了多樣化,很簡單,因爲人先是制造了後代且發生了多樣化,之後才必須進行一些處理分支次序的事務,除非患了癌症或…究竟誰先出現?誰第二?我相當在意這些問題。

我們也常說到無堅不摧的子公司。

這絕非偶然,因爲我們不會說『無堅不摧的多樣化』,然而無堅不摧的子公司只會將罪行多樣化。

影片中最傑出的,莫過於那些突顯出成人世代不存在的問題時刻,因爲年輕人或老人在影片建構與影像時間上都沒有問題;片中你也宣告了四種愛情的世代…

影片的進行是另有計劃的:『這可能會是一部影片、一出歌劇或一部小說』;但我們並不知情。至於他,我將他設定爲一個對音樂有興趣的人,不過一開始真正計劃的是關於或因爲希蒙·懷爾(Simone Weil)而出現的大合唱,其實我們可以試想(同時也是我思考長度時所想要完成的)在影片中聽到的音樂可能就已經是這種大合唱,但這不能用說的。

在塞甘島之前的那一段影片裏,我們聽到的應該是《亞特蘭大號》的歌曲。

是的,那是《亞特蘭大號》的配樂,因爲我們就在那裏,也有駁船經過。

成人世代,這個詞項跟電影史以及電影與電視的關係這個課題之間有著很強的連接:就好象從孩童藝術到白癡成人藝術的過程。在這通過《電影史事》所呈現的宿命跟你适才說的我們無法變爲成人、沒有成人也沒有成人的故事之間,你又企圖進行什麽樣的聯繫?

許多人用他們的方式這樣說過;布魯諾·帕祖魯(Bruno Putzulu)健全而直接的演奏方式大大地支援了我的說法,邀他參與工作時,我告訴自己:他不會自以爲是,很誠懇,假如他應該捍衛一個La、Fa或Do的升記號時,他就會去做,去做應該做的事。最後,人物,就像我們最後說的只是他的伺者:『這是我認識唯一一個嘗試變爲成人的人』。雖然沒拍過老人…,但事後我仍然獲得了證實。假如我在自己的影片前進行評析,就像很多導演在訪談時做的,這是行不通的…有人會跟你說:『先生,您想要做的是什麽?』,而我們就回答『我就是想這麽做』。有些人甚至在更早之前便說出來了,然後在記者前又再次重復:像『我想拍一部反抗希臘極權的電影』一類的,但我們可以確定這只會是一部濫片或平庸作品而已。如果我們夠文學的話,就會用手或眼睛去感受這件事,或用耳朵,如果… 事情就這樣,我並沒有想太多,但現在開始想了,突然地我發現…發行商米榭哈伯史塔德(Michèle Halberstadt)跟我說:『弗杭索斯·維尼(Fran·oise Verny)的氣息(屬於她的氣息,那是今天她存在的方式)使我想到一開始的景像(而我從未想過),一個流浪漢說:『我不知道明天是不是還一息尚存,這鞋帶能不能用到下個禮拜』』。十五年來,假如我有記下所想過的,而且只要我覺得好,我就會去嘗試,即使女演員無法表現得很自然,我還是會強迫她去做。但今天,我會說順其自然比較好,即使跟之前所決定的事情相左,我會放棄先前決定的。

我輕蔑那種過於武斷的評析,像最糟糕的評析就是運動報導。有一天,我看一場網球決賽:是卡普裏雅提(Capriati)對抗維納斯·威廉斯(Venus Williams),突然發現由艾維·杜圖(Hervé Duthu)和曾經是選手的阿諾·伯緒(Arnaud Boetsch)所主持的報導跟比賽之間出現斷裂,評析報導傳自其他頻道便是一個:它不再與影像同步,不再身曆其境。以前歐洲體育台便常出現斷訊:『各位觀衆,我們很抱歉…』。真是令人無法置信!只有聲音是直播的。一般來說,我看比賽時會關掉聲音,因爲那些報導常會激怒我,可是看網球而聽不見球落地、拍擊這些現場聲音,這是很討厭的。我曾想過,但還是不知道用自己方式去欣賞去評論(如果我想的話)的這種自由有何意義:像『漂亮的上網!』、『這球調得多漂亮!』或『不!她不應該過網』這類的話。我說不出口,就像剛出獄的囚犯一般,會一下子爲之暈眩。但今天所有一切又全都是評析。相較之下,我還比較喜歡以前那種平庸一點的評析,像BBC關於動物的影片評析說:『老虎就會這樣,等等…』。但是在電影的創作裏,除了具原創性的工作者外(我只認識一兩個,當然有更多個才對),這種現象比比皆是;評析阻礙了我們跟影片之間的某些溝通。不再存在自問的緘默旨趣:『爲什麽這麽拍?又是怎麽拍出來的?』,因爲一開始所有都被寫光了,劇本也不過是一種以故事爲形式的場面調度評析而已。街景的鏡頭往往賦予影片復古風,當我們拍攝一些常常經過或當時因爲專業電影沒拍過而禁止拍攝,但卻爲我們喜歡或簡單地只是我們認識的地方時,會讓我想到法國新浪潮時期的品味。像戎—馬利(史托伯)(Jean-Marie Straub)便成功地捕捉到街景,但在《西西里島》(Sicilia)中卻失敗了,因爲它們被事前限定了。在安—瑪麗的影片中拍了一些車子或交通一類的東西,但卻是我們覺得該拍的東西,而且我們嘗試夜間拍攝。

在《頌愛》中,我們呼吸到更多時代的空氣:像街上的流浪漢、世界化及其效應、工人階級的消失等等:把一間雷諾汽車廠拍得像穆瑙片中荒廢的鬼屋…

的確,可是那都是一些記錄片,這不一樣。我希望有一種馳騁,希望是棟位於外省的廠房,找了一些地方後,我看到這間雷諾汽車廠,我們說:『就這裏了』,之後便開始寫對白。我常憶起貝托韓(Bettelheim)一本書的書名『空堡』(La Forteresse vide),會說:『看,我們以前也會說工人堡壘』,就像這樣。

有一個園丁經過…

他們是在拍攝時路過的,然後我們問是否可以拍他們。事實上,他們是市政府所聘用的半殘障人士;那時他說:『當我跟你提到CGT工會時,我想講的是工人抗爭,我想說:『曇花一現』,我們看到一些年華老去的曇花一現』。我們很高興,因爲覺得在我們正發明一些東西時而且在這些東西通過時遇到了你們。

雷諾汽車廠的那一段沒有像你最近拍的其他東西裏的那種鄉愁。

我覺得這部影片沒有任何懷舊味道,這是一種進步。

布隆尼森林的鏡頭會讓人想到史托伯那種于地點中呈現過往痕迹的手法。

這是我們保留在虛構影片中那種該死的歷史面向。同樣,我很早就知道新橋上有和平守護者的銘文,悼念何內·賀菲爾(René Revel)被殺…不過我一直很難接受人們說:『他是被德國人殺掉』。

爲什麽?

我單純地讓一個年輕女人說出:『我們不應該這樣來說這件事』,那又該怎麽說?在上頭標上一個數位?

看完這部片子後,在經過聖米榭噴泉時,才看到出現在《頌愛》裏那面我從來未曾注意過的銘文。

就像路名一樣,我們再也看不到這些或左或右的鬥士,我們再也不知道我們住在哪里,我要表達的就是這個。就像他說的:『艾格隆提娜(Eglantine),?可想過這個計劃不是要講一個艾格隆提娜的故事,而是有點笨拙地,講述一個通過艾格隆提娜的偉大故事,而這也算是艾格隆提納的故事』。

你說的艾格隆提娜是不是跟季侯杜(Giraudoux)有關?

嗯,當然。我猶豫是要說克蕾蒙提娜 (Clémentine)還是艾格隆提娜。有一天,好象是在一本當內(Daney)的書裏看到的…如果我們閱讀他書寫文本的歷時沿革,便會覺得最後他越來越朝往事物評述的方向走,評析在其他藝術表現中該事物的自身呈現…尤其是那些未經攝影機者、那些被遺忘的事物、從未發生在巴贊身上的事物。

你是說?

他援引了班雅明1936年的一段短文,也就是他寫〈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的時候。當內以此在《世界報文件周刊》(Le monde diplomatique)裏寫了一篇短文。班雅明說我們不只在拍攝,而是被拍,所以必須習慣在被觀看之下去觀看所有事物,而這方面的兩大優勝者就是獨裁者跟明星。向來如此,你還能說什麽呢?

從拍攝工作到剪接後制,影片被擱置一段相當常的時間?

那是因爲我參與安—瑪麗的攝製工作。

只是因爲如此?

我替坎城拍了一部短片,純粹是爲了經費上的理由,因爲經費是我工作的最基本問題,我完成了所謂的《電影史事精選》 (Le Moment choisi des Histoire(s) du cinéma),長一個半鐘頭,八次十分鐘,總共八集。最後卻被高蒙(Gaumont)束諸高閣,就像他常幹的事一樣。

這很吊詭,因爲《電影史事》已經有CD片跟書等出版品…

那時,高蒙拒絕灌錄CD,所以後來就在ECM作,有趣的是CD上市後大受好評,在德國還得了唱片大賞,也由《紐約時報》的樂評根據影片片段寫出正式評論,我很感欣慰。除此之外,《電影史事》所引發的回倒是令人難過的,我跟伊夏格樸(Ishaghpour)便談過這件事。然而,另外又有天壤之別的反應,『作者要的就是這個…精采!太棒了!』,可是就是沒有一個人跟我說:『這裏不應該出現這個影像』。我花了十年完成《電影史事》,這是始料未及的。依據隨後觀察到的反應,我認爲我只評論了一些歷史學評析或有點像是電影工作者的評析。這使我想起在《電影史事》中引用貝稽(Péguy)《克裏歐》(Clio)裏的一句話:『有可能在真實性上附加文本,而不至於在文本上附加另一文本?再說,有可能在真實性上附加一真實性,而不會在真實性上添加一文本嗎?』

我們可以回答說我們並不清楚真實性爲何。對貝稽的參考在《頌愛》裏依然重要,事實上就是這種終極的結合:地下反抗時期、天主教、歷史…

貝稽跟貝納諾斯(Bernanos)對我而言很重要…儘管我接受了新教的教育方式,但並沒有太大作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宗教無法感動我。像朱利安·格林(Julien Green)的那種小說性格才比較能觸動我,所以,長久以來,一直想拍貝納諾斯的一本小說《喜悅》(La Joie)。在貝稽跟貝納諾斯那裏還有一種屬於抨擊小冊,或說社論作者的面貌,因爲抨擊小冊曾在十九世紀風行一時,我有一種感覺就是今日該拍的電影似乎就是成功的電影…例如《蘋果》(Pomme),或說安—瑪麗的其他影片,就成功地在文本上附加文本,而並非單純的評析,像其他人就會評析真實性,而且如果他們自己就代表真實性,他們甚至會評析自己。當塞尚在畫他的蘋果時,他拿一個蘋果然後畫它,但我認爲他不會想向問他『爲什麽挑的是蘋果,而不是梨子?』的記者作任何解釋。今天,讓我們回到電影,假如你訪問一個電影導演,他就會跟你解釋爲什麽挑蘋果而不是梨子。而且當他這麽說時,他是在說他自己。

我們不問你蘋果或梨子,而是問你『爲何以地下反抗活動作爲影片核心?』,這跟《電影史事》之間發生了逆轉:不再是奧次維茲,而是反抗活動。

這是我的故事,即使擁有合法的異鄉人身分,在我最初也是最終的祖國裏確實發生了一些事件,儘管我什麽也不知道、什麽也不認得,但我卻感同身受…我無法憶起夢境,然後描述它們,跟佛洛依德和一些好的精神分析師一樣,就算我想起來,也不知該如何詮釋它們。相反地,當我現在看到一些自己的影片時,我可以看出爲何我會那樣拍。全都是清醒的夢,像布列塔尼、祖父母還有反抗活動…爲什麽?假如有人前來佔領一個國家時,我該做什麽呢?我不知道。我可能比較想說:『假如他們真想來,那就我走;我可以嘗試瞭解,如果真沒辦法,那我就一走了之』。我有一個關於俄國的影片主題,叫作『與狄米特裏的對話』(Conversation avec Dimitri),那時撒德(Sarde)和他的一個瑞士合夥人都同意,也簽了合約,我保留了所有佈景,去找麥克斯馮西度(Max von Sydow),他也表示同意,但當企劃案移轉到他的經濟公司後卻突遭夭折。故事發生在俄軍進駐法國佔領區的最後幾年,俄國人認爲法國人並沒有乖乖聽話合作,而是全交給俄國人去做:像清理垃圾桶、建公車站、飛機、地鐵等等。他們任命了一個老布爾什維克主義者負責電影中心,他是 17年十月革命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們交談,四季,四段談話,最後一段他們就收拾包袱準備走人,然後換成美國人登陸竇維城(Deauville)卸貨(笑)。

對你來說,影片完成於何時?是在拍攝之後還是蒙太奇之後?何時確定其意義?

每一次的剪輯便會創生出意義。至於他人,意義可能一開始便已經確定,而我們則全然任憑剪輯玩味著意義…就這觀點來說,我跟安—瑪麗差異甚距,剛好是兩個極端。無論如何,最終的意義往往決定於蒙太奇,像威爾斯,他在《惡之味》(Touch of Devil)最後十五分鐘裏的250個鏡頭…或片子一開始的長運鏡。

如果我記得沒錯,布烈松的名字出現在影片裏是因爲拍攝期間突然傳出他的死訊。

不,這只是我對這個人以及令我驚豔、印象深刻的電影向來的忠實態度。我比較不喜歡他晚期的影片,但本來就不可能喜歡一個人的所有作品。我不認爲一位電影作者能夠像畫家一樣能夠在四五十年裏創作出超過兩三部的傑作。他可能可以拍很多,像我就拍很多,但只有在某些影片中出現過不錯的鏡頭,但就這樣,影片仍然很濫。我們常援引的《離群索居》便是一部爛片,而《男性女性》就好一些。有一些不錯的想法,片中的黑白便接近《男性女性》。在《電影史事》後應該重新回到黑白影像。

爲什麽?

因爲故事就是這樣發展下去,最好它能將我帶回文字或我將它回歸文字,因爲我總是伴隨著故事。

那第二部份中的回歸彩色呢?

如果我歷時地敍述故事,那它可能會變成軼聞般的故事,所以我逆轉了兩件事:先呈現現在,然後才是過去,這一長段回到過去,就是電影所發明的一種圖像,但並非倒敍。另一方面,說真的,我仍是個愛作對的小男孩:大家都用彩色來表現現在,過去則是黑白,我就偏偏倒過來試試看。

的確,這斷裂相當明顯,從第二部份前幾個鏡頭開始,我們就發現了一種造假做作的顔色。從一種新浪潮的寫實風格跳到類似數位化的色彩。

當我們進行這工作時,我們稱這是:色彩表現強烈的『野獸派』。的確,在繪畫上我的品味偏好印象派,從圖內(Turner)到德國畫派的康定斯基,即野獸派。

所以布拉席亞緒(Brasillach)也是你的精心之選,因爲他相當具有強度。

確實如此,必須出自布拉席亞緒之手,才會出現那麽可怖的事情,但我們也不能忘記拔戴緒(Bardèche)跟布拉席亞緒這兩位模範的電影史。必須用一些不同手法重新維繫新浪潮。他的文本的確很強。

最後,布拉席亞緒就跟阿拉岡一樣爲費黑(Ferré)所歌頌,在這個角色互換的過程裏出現一些驚人的事情。

是的,但這全歸功於文本,不過不重要。我們道有人在戰後解放期間被槍決,以將文本置入歷史脈絡。

…那他之前寫的。

那是他的行爲,他的書寫行爲;我所掌握的是我們所知道的:法國的戰後解放,同樣如果我們提到巴達以(Bataille)的《天藍色》(Bleu du ciel),我們會說那是一篇法國解放時期出現的文章,曾經有過兩百個讀者。

之前比較知道的是馬爾侯的《希望》,這裏則是巴達以…

不,我們總不能一直說馬爾侯的好話吧(笑)。

在你那邊,似乎有個越來越明顯的美國圖式化。當美國人抵達出場,就是一個大雜燴商人,在《輕蔑》中的傑克·佩藍斯(Jack Palance)並非如此。

之前還是詩人。

像是美國形象的一種衰退。

不,這純粹只是政治人物;假如不是這個所謂史匹伯助理的代表性人物,換成弗杭索·歐龍德(Fran·ois Hollande)或裏歐納·鳩塞班(Lionel Josepin)也是一樣,都是政治人物。就像祖母引用席奧洪(Cioran)的話說:『我們都是滑稽演員,所以倖免於難』。所有人都談著美國人,但卻沒有名字。像一個德州的人,我們會叫他德州人,一個加州的人,就叫做加州人,但美國卻沒有名字。

我們是一個記憶源生的國家,而美國人或合衆國人就如同失竊記憶而毫無記憶的人。

這並非有意如此,而是無意識的。如何能解釋他們真想如此呢?俄國人不想侵略,只想統治,所以爲了統治,就必須全面侵略。《與狄米特裏的對話》就是如此:佔領巴黎的趣味何在?當沙皇在拿破侖之後抵達巴黎,他覺得很無聊,根本不想留下來。什麽才能使得美國人有意識…就是讓我們看他們的電影吧,美國跟德國合作的電影。在二次大戰間攝製最多影片的是誰,就是美國,其中80%的影片都是跟德國人拍的,那時美國影星多喜歡演德國人。當富勒(Fuller)拍《韓國地獄》(l’Enfer de Corée)時,那些喜歡交叉鏡頭的人,甚至放棄韓式反拍鏡頭。關於越南,我們看不到北越,只看到一些些南越,但對於柯波拉或庫伯利克來說,越南人就是『niakoués』。這真的很奇怪,他們可以做別的,可是就是腦袋卡住了,但三零年代的美國片一點也不會腦袋卡住,一直到六零年代都還好。那時電影成爲一種動力元素,接著便轉型成電視。美國幾乎就是黃金時段的電視,而黃金時段又占了一天的80%…。網球也一樣。我們說球要打得漂亮,可是如果只是打得漂亮還是會輸球。所以美國是以黃金時段的電視取得優勝。更奇怪的是歐洲和其他國家幾乎同時間觀看著同樣的影像。可是用法文來說就跟其他國家恰恰相反,會變得很有趣。在法國,我們說『製片』、『發行』然後是『開發市場』。電視則是開發與播放同步發生。今天,一部影片攝製完成,卻從來沒得放映,所以自然行不通。不過還是有例外,對於藝術作品或物件,最好說『它們相當受歡迎』。一套電視連續劇並非爲了攝製,因爲它們的攝製純爲播映,在此,製片只是播映的附屬工作。在電影裏,特別是拍攝過程或在之後的剪接工作裏,仍然存在著一種有如母親産子般的製片面相。我沒有小孩,因此跟我討論的人跟我說:『你沒有被肯定,因爲你沒有』,我說:『的確七天裏有六天不會被肯定,可是當中一天,會因爲我沒有而使你們有興趣跟我談談』,嘗試著坦承而機智地面對我。我的觀點是爸爸什麽也不做,他信任他太太,然後她生産。是媽媽生産並哺育小孩,而他只是寄些東西,因爲他根本不知道小孩是誰的…這是朵爾托(Dolto)講到約瑟夫跟瑪麗時說的故事。我們一無所知,而且因而無法成爲好約瑟夫,所以我們需要重演…之後,則是需要父親及父親角色的小孩的依賴。

你在《電影史事》中說到美國就是『一個女孩跟一把槍』。

說這句話的是格裏菲斯,不是我;那時他想說的很簡單:只需要一把手槍跟一個妙齡女郎,就可以拍電影。同樣,在看完《義大利之旅》(Voyage en Italie)後我想到:只要兩個人在車子裏,就可以拍電影,這是可能的。勒盧許(Lelouch)就作了,只是不能算是好片子。但我記得那時有力人士跟我說:『不管發生什麽事,即使是拿紙筆畫畫而不再是透過攝影機跟底片,都不會是小說,而是一部影片』。爲了拍電影,就需要基本經費,即使你今天投身(一般人不會做的)拍攝一段錄影,還是需要最低預算,一筆小錢,大概要每個月固定賺上一萬法朗才可以支援。我相當重視電影機制裏對資金籌措所做出的努力,因爲它最接近生活,我們應該擔負起生活,應該以同一意義來完成影片。

一開始,我們就看到空白書頁的書,沒有任何文本。

的確,就是普祖魯手上的書。那是白書的隱喻,因爲我們會說黑書,共産主義的黑書…

在第一部份裏,白書就比較是空白書頁。

我不認爲我們有想到空白書頁,但我也無法回避它,反正每個人各有一套詮釋。當一件事不清不楚時,就會出現代理,接著就出版了所謂的無言之書,成了影片的無言之書。然後,我們就這樣像白狼一樣繼續下去,我們可是爲數衆多喔(笑)。

啊!現在是你做出評論了,因爲看影片的人看到了空白書頁。

在我們那個時代,因爲是作家,所以看到一本書時會想到『書頁』。我則告訴自己說:『我們希望人們不要馬上想到著名的空白書頁,因爲他們看的是一本書』。如果我想要人們想到空白書頁,我就會拍一頁空白。但我不想,因爲這樣會造成:影片計劃無法實現等等。而這就是一種歷史資料,無言之書屬於歷史,是歷史學家書寫了蓋世太保的無言之書…。

的確,它們從未真正空白,而是黑的。影片中崔斯坦(Tristan)或佩賽瓦勒(Perceval)既是故事中的名字,也是網路的名字。

對的,這就是詩。我偏好引用騎士之愛…這在希維特(Rivette)的《聖女貞德》(Jeanne d’Arc)裏並不彰顯,因爲他不感興趣。但我卻相當喜歡這部片子。我發現我最喜歡的兩部希維特的片子都是時代劇:《信女》(La Religeuse)、《聖女貞德》。爲什麽呢?英國佔領法國的大半江山,而騎士之愛卻開始奉承英王,所以,我常要讓這些追溯起源的事情變得啞口無言。的確,我發明了崔斯坦與伊索特這個網路的名字,我記得很清楚在前往布列塔尼前,製片人撒德問我說:『還好嗎?』,我說:『嗯,沒有,什麽都看不到,可是我有信仰、希望…』。有一句丹尼德胡居蒙(Denis de Rougemont)在《以手思索》(Penser avec le mains)裏說的話,我到現在還背得出來,在《電影史事》中有引用:『我們因爲希望而獲救,然而這希望之所以爲真,是因爲時間摧毀行爲,而行爲又審判了時間。』假如我以影評人身分自居,假如我寫影評,我會說影片嘗試拍攝出被時間摧毀的行爲,而時間又遭行爲審判。

行爲是時間的審判,但影片中的每一刻又怎麽說…難道將影片視爲總體性?

如果這麽說不會太自大的話,我會說:先有行爲情感,而後出現時間情感,它們同進同出。最後,就像世紀初的計量機制,當他們發現所能道出的就是:我們不清楚粒子的速度,但我們知道他的位置,相對地,如果知道它的位置,就無法得知其速度。所以,行爲跟時間之間的雙重關係,科學是無能說明的。

可是最終不會出現兩種速度嗎?有粒子的位移,一種影片元素相當奇特的自由,同時又有壓制的速度。無論如何,我們遂行著劇本…

所有我喜歡的影片都是因爲劇本,馬爾侯也說過:『死亡將生命變成命運。』,所有爛片也都從劇本出發,然後以抄襲作結,這常見於法國片。其中許多因爲年輕氣盛或原創性而在一開始意圖鮮明,可是四十分鐘或一個小時後就不行了,他們應該見好就收,但卻又膠著在劇本裏說保羅這時應該去殺某某人,必須拍完這個。其實,他們從一開始就已遠離電影。

我們也可以逆轉一下這個邏輯:影片指出一切都要到影片完成才得見真章,而劇本卻指出不該留有劇本的影子。

即使像維斯康提那種精心製作的影片同樣符合這個…最好還是找個『邏輯』之外的字(笑),服膺于這項必要的自由,即使是相當精確的建構與企求,甚至接近戲劇。當然這純屬個人品味。

還是跟你的電影相當不同。

是的,至少我被戲劇吸引;但我不知道在這方面我可以爲人們做些什麽。我喜歡寫戲劇腳本、對白,但該從何開始呢?然而,回到影片來說,我覺得需要一種感受事物的天賦,然後才能夠…這跟繪畫比較接近,當我看到一片樹葉時,我說:『我要畫它』,只是拍電影不行單打獨鬥,太難了,我們需要一個小團隊,需要某種觀點。我喜歡拍出真正的反拍鏡頭,因爲這是絕無僅有的,只有美國人做過,但卻不知所云。所有直至今日我們所認識的偉大影作絕對沒有正反拍交叉鏡頭。這只有一個理由,就是我們根本不知道何謂真正的反拍鏡頭。列維納斯(Levinas)常出現一些漂亮的想法,可是當他說到觀看,或我們無法去殺害的它者,或是作爲無法殺人的它者時,卻給出了一個差勁的反拍。電影或許可以逼近這個問題;我因爲沒有列維納斯的智識所以無法解決這問題,但假如我們一起做的話,便可以寫出一個更爲深刻而周延的句子,當然僅止於這問題上。我正好有一個短片計劃,講的是穿越各個巴黎分區的一些愛情相遇;我建議了一些東西,但還不知道可不可行,叫做《相反相》(Champ contre Champ),那是一個叫雅德希安娜·相(Adrienne Champ)的女孩跟一個叫盧多維克·相(Ludovic Champ)的男孩…

交替本身就是斷裂,話語亦然…

這種拍攝今天所謂正反拍的手法是隨著有聲片而出現的。而現在則是電視粗製濫造今天的日常主食。

土曜日, 8月 11, 2007

土曜日, 3月 24, 2007

師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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